朱经武：科大不跟清华北大争排名

2006年内地高考之后，有媒体惊呼北大、清华等正在“沦为二流”，引起这场争论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朱经武。香港科大承诺拿出1500万元港币，给内地学生提供奖学金，高考“状元”则能拿到最高60万港元，这被不少人认为与北大、清华争“状元”。面对争议，朱经武淡然表示，“这就像鲶鱼效应”。无论是作为大学校长、还是著名的物理学家，朱经武在近二十年里，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

没想过做校长

我生为科学家，愿死为科学家，意思是希望在科大工作时继续保持研究

记者(以下简称“记”)：作为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，你也提过，实际上很多学校都邀请你去做校长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了科大呢？

朱经武(以下简称“朱”)：糊糊涂涂来的。我那时候没想要做校长，当科学家很舒服，有些学校来邀请我，我都拒绝了。可是科大很有诚意，请我到科大来看，我来之后，和(时任)特首董建华先生也谈了，很受感动。第一点是，一个人当校长，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把学校提高到更高一层楼，结果在比较之下，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比科技大学更好，更具有提高一层的潜质，因为它没有历史的包袱，政府又大力支持，我来了快6年时间了，也看了很多学校，很多大学都有人出来骂自己的学校，但是科大没有，当然这不表示学校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都是齐心协力把学校搞好，同舟共济。第二点是董建华先生跟我谈了很多，他说香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，他希望科大走高科技的路子，希望香港的经济转型能够顺利度过，维持香港的繁荣，要走这条路，科技大学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。他希望科大做火车头。一个人一生有机会做点事情，不光是对实验室有作用，而且对社会有点作用的话，这是很值得一做的；第三个原因是我在大陆出生，在台湾长大，在美国呆了很久，我发觉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，互相了解很不够，比如说大陆对美国的了解不那么全面，美国对大陆的了解更差，台湾和大陆的了解也不是很深刻，但是香港是有很独特的位置的，不管是哪里来的人，在这里能得到沟通，如果我能够把这的鸿沟缩小的话，也是值得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决定来这里。

记：从科学家到管理者，你担心这中间会有矛盾吗？

朱：这一点，学校董事会有很好的作用，我来的时候对他们讲，我生为科学家，愿死为科学家。意思是，我希望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继续保持我的研究。我现在的研究在美国还是很热闹。我对来请我的董事会副主席讲过一句话，你给我75%的薪水，我其他25%还是希望做研究，他笑了，说哪有不全职的校长，你只要把学校该做的事情做完，其他的时间都是你的。

记：当校长是个很琐碎的工作，会影响你的研究吗？

朱：当然会有影响，不过现在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，使得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。人要有良心，我在这里要把我的管理工作做好，我在管理方面有个很简单的看法，我只告诉我的同事要做什么，为什么做，但是我决不告诉他们怎么做。他们比我更清楚，因为他们对学校管理有比我更多的经验，实际的操作也比我熟。

香港名牌老校来示威

科大的招聘报酬制度都按工作成就来定，竞争方式和当时香港文化不同引来异议

记：你刚才提到，你之所以选择科大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年轻，没有包袱。对一个大学来讲，年轻到底是一种优势还是劣势？

朱：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。在一个变动改革的时代，年轻是很大的优势。但是就历史文化传承来说，当然有历史是好的。每一个人每一个学校，都是慢慢朝前发展的，但是作为科大这样一所学校来讲，我觉得年轻是一种优势，你可以在开始就起步很快，比如美国有三家大学，当年建校的时候完全是新方向，新路子，结果一下子就变得很成功，他们一开始就是树立很高的目标，按照研究院的标准来办，在国际上声望升得很快，比如加州大学，十个校区，圣地亚哥分校是最年轻的高校之一，但是各项成果在十个校区里面排在第二，也有不少诺贝尔奖得主。年轻使它没有包袱，使得它上得更快。

记：你所说的包袱是指？

朱：譬如说我们科大，开始建校的时候，我的前任吴家纬校长，他就要求最高的水平，建立了一套很好的系统，要求很严格，而且一定要求是公开，透明，不然别人不接受。

记：能不能这样理解，正是因为它不用顾忌太多，所以能够制订出相对公平的规则，并且能够让参加游戏的人遵守这个规则？

朱：你完全对。如果有历史有包袱，那么我已经有了一套我的做法，那套做法是我定的，但不一定是公平的、最好的，最好的方法也不见得能够在我这里实施。但是没有历史包袱就可以这么做。比如招聘制度和报酬制度，都要看你的工作成就来定。当时这是跟香港的文化不同的，很多香港名牌老校还到我们学校来示威，说你们这一套弄得我们不谐和了。这是一种竞争，当然也要合作，但是这个竞争是跟全世界竞争，而不是关起门来打架。包袱少，我们做起来就容易，因为没有阻力，眼光也可以放得更长远。历史久的话，可能挡在前面的就会有些烟雾，让你看不远了。

记：我记得你讲过一句话，科大成功的秘诀在于：有些人有伟大的成就，但是首先你要给他机会，只有有机会他才能有成就。作为你个人来讲，你愿意给什么样的人机会？

朱：我们学校找人，是非常严格的，我们也去加州大学、斯坦福大学等招聘，去访问，去看那些学校是怎么决定一个人的。那里的老师都是从各个很好的地方来的。有一位科大工学院希望招聘的年轻人，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，就邀请他飞过来两次看科大，一方面看他做了什么，一方面是看他是不是适合科大。我们如果决定招聘一个人，而他又决定来科大，我们就会把他看做是家里的孩子那样，希望帮助他成功，他的成功也代表着学校的成功。所以要造好的环境给他，给他好的教书、科研环境。我们有责任给这些充满着前途的年轻人制造成功的机会，实现它的梦想，这就是学校的成功。

记：不光是对老师如此，学生也应该如此。你喜欢科大培养出的是什么样的学生？

朱：我们不希望他是书呆子，当然你读相对论的话，如果书呆子气多了一些，可能也会有成功的机会。但是你做其他方面的研究，特别是商学院，一定要灵活，左脑和右脑都要发达。从这个层面来说，面试是非常重要的。

学术一旦造假就要“出去”

假如没有道德诚信的话，民主社会是走不通的

记：所有的学校都很重视学术研究，但是最近几年，内地关于学术打假的声音很强烈，因为出现了很多学术造假的例子，比如招收到了造假的老师，还有一些是抄袭其他人的研究成果，怎么样才能防止学校出现类似的情况呢？

朱：我们这里是很严的，假如发现这样的情况，你就要出去了。

记：有过这样的情况吗？

朱：我来之后没有碰到，但是听说以前有过。学术品德学术道德的问题是很严重的，民主社会假如没有道德诚信的话，民主社会是走不通的。真正要抓学术造假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你假如做的东西很重要的话，你被抓到的机会就很大。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人格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决定升迁的时候，往往都要去外校找一些人了解他，问这个人在他研究的领域里面，在世界范围内，他处于一个什么位置；完了之后，我们也跟他面谈，当然我也年纪大了，我想跟一个人谈谈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知道多少。当系主任当院长是要有这个能耐，就是跟一个人谈的时候，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深度是多少。

记：也就说你们在选择人才进来的时候，是很重要的。

朱：对，进来是非常难的。这是第一步，升迁要有终身俸的时候，同样的难，但是你进来之后，我们会给你绝大的自由度，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。

记：很多评论认为，香港科大就是把一个美国的公立大学模式搬到了香港，你同意这个说法吗？

朱：我想从某个层面来说，这是对的。到目前来讲，不是说美国的方法就是十全十美，但是美国的系统现在来看是最好的。而且绝大多数学术界的人同意这个观点。

大学已不能叫精英教育

每个人都想争世界一流大学，这就麻烦了，应该有不同定位

记：最近几年也看到你有多次跟内地大学的接触，在你看来，内地大学跟香港科大以及美国一些好的大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？

朱：我应该这么说，内地的清华、北大、复旦都是非常好的学校，但是很多学校在英文方面在国际化方面还是有些困难，因为内地开放得很晚，我已经很amazed(吃惊)内地的这种变化。三年前去一所大学和现在再去，英文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另外一个是学校内部环境发展相当快，但是周边发展不够快，就算很有名的大学也是。但是香港，学校内外差距不大，虽然香港人讲英文还是有香港音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大家都会讲英文。外国人到香港来都不愁。

记：这是香港的优势。

朱：对，香港所有的标志都是中英文双语的，内地的大学目前还没有全英文教学的，就连学院也没有。我并不觉得要全面英文，但是对于国际化来讲，英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记：内地这几年高校改革最大的举措就是大规模扩大招生、学校之间进行合并，争创大型大学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？你觉得大学应该是普及教育，还是应该走精英教育路线？

朱：你这个问题是很好的，因为全世界都在纷争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年头，大学教育已经不能叫精英教育了。香港只有18个百分点上大学，但是很多香港学生读完六年中学就到国外去读了，但是后来他们会再回来，这样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读过大学，现在是知识型社会，相应教育也要拉高，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想争世界一流大学，这就麻烦了。花人花力，还要有生源的问题。为什么美国的研究院做得那么好？因为他们是从全世界60亿人口来的精英，为什么清华北大复旦学生那么好，那是从13亿人口里面选出来的，香港人口基数很小，所以国际人才很重要。我的感觉最好的系统是加州的教育系统，给每个人机会进大学，但是有不同种类的大学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种类大学可读，都对社会有贡献，第一类的，加州大学的十个校园都是研究型校园，他们招收的人不一定很多，但是他们有很高的要求，要求全球都要领先；第二类的是加州州立大学，很多学校有研究院，但是不一定都是要做研究的，他们的教授教课的时间就要多，这些学生四年出来受的教育也很完整，对社会有作用；第三类就是两年大学，老师不是世界大师，薪水也低一些，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些大学也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，第一学生水平都不够，但是他们也是社会很有用的人，比如技术技工人员。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我做物理学家，做高温超导，社会是需要不同的人才的。

记：你的意思是，不一定每个大学都要中国一流，世界一流，或者要招收更多的学生，实际上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是最合适的。

朱：这是对的。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路子。比如科大，我们就有四个原则，第一个，我们科大从建校以来的目标就是追求卓越，这个不会变，但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，不是什么都要，比如文科我们就很少，不必要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方面更上一层楼；第二个原则是我们要加强跟内地的关系，比如我们在南沙建校园，在深圳建设基地；还有原则就是增加国际化，增加跟国外的联系，但是我们不会跟内地的清华北大复旦这些综合大学去争排名，我只需要制造我自己学校的特点，比如物理，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。那就足够了。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特性，跟别人不同。

香港科研要跟内地合作

香港自己也要振作，不能依靠别人，的确香港自己也做得不错

记：就你个人来讲，你赞成把学校规模搞得很大吗？

朱：我不赞成，有一个critical mass(临界量)，我想是很重要的。critical mass这个词是从原子弹来的，如果超过它，就要产生爆炸。我觉得我们学校假若可以，还可以大一点，但是可否无限大？不行。

记：香港回到中国的怀抱十年，你觉得这对科技大学自身的发展来说，是好事吗？

朱：我可以用李光耀对我的朋友讲的一句话来回答：他说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把新加坡跟香港换位置。新加坡周围都是虎视眈眈，但是内地却一直都想帮香港，比如香港遭遇SARS的时候，经济很惨，内地就开放到香港旅游。香港跟内地很近，内地希望香港做好。我自己来讲，假如不是中国在这里，假如中国对香港的态度像马来西亚对新加坡，那香港会很困难。当然香港自己也要振作，不能依靠别人。的确，香港自己也做得不错。科研来讲，香港也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做，也要跟内地合作，很多香港大学都是内地来的研究生。

记：科大是全英文授课的，内地来的学生会不会不适应？你自己对内地学生的印象怎样？

朱：刚开始有点不适应，但是绝大多数很快能适应。我对他们印象不错，来的都是精英。我记得我们纳米实验室有一个庆祝活动，司仪是一个北大来的同学，英文讲得一级棒，广东话也非常好，年轻人，语言不是问题，研究生同学可能有点难度，但是时间长了也没问题。

记：你觉得这些内地学生的特点是什么？

朱：大学部跟研究生不同。大学部刚来的学生有点拘谨，但是适应很快，除了认真以外，他们也很喜欢参加社团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香港的学生也有跟国外的大学交换，他们从美国回来，人都变了；同样的，内地来的学生，他们到了香港之后，也会变了。当然也有个别学生严重不适应的，但是很少。

记：你觉得他们跟香港的学生有没有区别？

朱：有。都很好，但是不同。从灵活性来讲，可能香港学生更好些，但是从dedication(奉献，敬业)来讲，内地学生好。而且他们都有一个目标，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，香港的学生也有目标，但是大致都是面对社会压力出来后找份工作就完了，但是内地很多学生却知道，大学毕业之后才是人生刚刚开始，还要继续奋战。

记：你带学生的话，你个人更喜欢什么样的学生？

朱：我希望两样都有。而且我也能看出来。我现在还有9个博士生在美国，我看得出很不一样，有些人真的很热衷研究，别的东西不管，这种学生我就希望他在学术界发展，有的学生是比较灵活，希望自己学习工作的方法，解析的能力，这种学生就应该以后在社会全方位发展自己，所以每个人发展的路径不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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